【西安事变的意义】西安事变的历史意义

　　西安事变的影响及意义
　　西安事变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，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。
　　首先，张杨两将军发动事变是为了逼蒋抗日。张学良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就建议：“根据我两年来的观察，蒋可能抗日，他错在先安内后攘外，你们在外面逼，我在里面劝，内外夹攻，定能扭转过来。”当张杨起事时明确表示：“捉了（蒋）之后，只要他答应抗战，我们还拥护他作领袖。”但是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内部对如何处置蒋介石议论纷纷，统一内部思想是一个艰巨的任务。

　　中共中央坚持和平解决。中共中央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，感到又突然又欣喜，接连召开会议研究。在统一思想后，派周恩来等领导人前往西安谈判，一直坚持和平解决争端。
　　西安事变也教训了蒋介石。成为阶下囚的蒋介石看到如内战再起，他难免不死于南京的狂轰滥炸，因而于17日下令何应钦停止对西安的讨伐。事变的成功发动使他认识到人心向背，抗日的怒潮非几十万大军所能阻挡，不得不正视历史发展趋势，择善而从，答应停止内战、联共抗日。因而派宋氏兄妹同张学良、杨虎城、周恩来谈判，并当面向周恩来表示：由宋子文、宋美龄、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。他回南京后，周恩来可直接去谈判。

　　他离开西安后，虽然违背诺言，扣押张将军，陈兵潼关，但并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内战。而是以军事为后盾进行政治分化。顾祝同进入西安后，未动兵刃，蒋介石又速派张冲赶赴西安，参加和周恩来的谈判。随后，蒋介石一在杭州，二在庐山，最后在南京和周恩来多次谈判，终于于1937年9月建立了第二次国共合作。
　　这一切变化都与西安事变密不可分。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一直评价很高，认为是挽救国家民族一大危机，“成为当时停止内战、发动抗战的一个历史上的转变关键”。

　　重返1936，西安
　　1936年12月12日，张学良、杨虎城在中国西安发动兵谏，扣押蒋介石，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，是为震惊中外的“西安事变”。
　　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已有历史定论，西安事变的许多细节也长随张学良将军于地下，但那场惊天事件的所谓“内情”绝不是一个谜题。
　　西安事变的“和平解决”，是在国际国内各方势力的角逐与博弈中产生。党派、地方势力甚至国际力量都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。

　　今天，在西安事变70周年之际，让我们重返1936年的西安，重返那个虎踞龙盘的时代，重温那场改变了中国命运的博弈。
　　历史不仅是戏剧，更是一面镜子。身处历史的分岔口，每个人都需要作出抉择……
　　1936年12月13日《西北文化日报》关于西安事变的报道
　　西安事变发生后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企图趁机挑起中国内战。南京国民政府中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主张进攻西安，借机扩大事态，夺取蒋介石的统治权力，进一步与日本妥协。英、美帝国主义及亲英、美的宋子文、孔祥熙则希望事变和平解决，以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和英、美在华利益。13日，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搋夺张学良本兼各职。同日，宋子文、宋美龄委托英籍顾问端纳飞西安探视情况。16日，何应钦就任“讨逆军”总司令，并相应作了军事部署，派飞机轰炸西安临近地区。这期间各地军阀也纷纷派人赴西安活动。

　　中共中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，从民族根本利益出发，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。17日，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到达西安，与张、杨恳切会谈，并接见各方人士，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变。22日，宋子文、宋美龄飞西安开始与张、杨及中共代表会谈。24日，达成了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，驱逐亲日派，容纳抗日分子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，释放一切政治犯，保障人民权利，联共抗日等项协议。周恩来曾会见蒋介石，蒋表示以人格担保，履行上述协议。25日下午，张学良护送蒋介石飞离西安。事变的和平解决，推动了国共两党再次合作，实现团结抗日，中国由此实现了从国内战争到全国抗战的伟大转变。但蒋介石后来背信弃义，使张学良遭长期监禁，杨虎城惨遭杀害。